我刚回到房间，就接到了芙兰卡·霍亨施陶芬首席委员的防窃听私人通讯申请。

“我不建议你参加接下来的会议。要知道，你若是参与搜查行动，会大大受到感情判断的影响，给事态带来不利影响。”芙兰卡·霍亨施陶芬首席委员背后的全息投影开始出现许多历史性的悲惨场景，例如，讨要工钱遭到拒绝而自杀的建筑工人、没有登记证而被警察殴打至死的怀了孕的女人，死于非命而内脏进入黑市流通的十五岁男孩等等。首席委员指着画面开始对我清算：

“我们假设两种情况。一是这个世界存在某处的人们遭受不幸与不公，而有人呼吁民众帮助这些遭遇不幸与不公的人脱离苦海。二是亲眼看见有人倒在自己面前，而那个人倒在血泊里希望你能救救她。在后者的情况中，人脑判断善恶的模块以及被赋予情感的模块，其反应会比前者强烈的多。人在面对发生在眼前的突发情况时，会做出更加强烈且感情的判断。应当说，在人类对于价值的判断当中，多数行为都是由感情生成的。而绝大多数情况下，理性只是为感情所做决定提供的一个理由罢了。”

“您是说，当我打烂丹尼尔·惠灵顿的脑袋时，所遵循的是感情的判断，而不是理性的判断？”

我尝试用较为直接的例子反问，但首席委员若无其事地点了头。

“是的。在当时的场景里，你的感情的确略过了理性，迅速地做出了判断。很多人都不想承认良心和杀人的意念都是纯粹的一种感情，所以常用人性本善或本恶来作为掩饰。不是吗？对于这些丹尼尔·惠灵顿们来说，想要杀人的意念，是一种【无法抗拒，毫不留情】的命令。对于不懂得大局观的你来说，就更是如此。在不清楚事情真相的情况下，你为何觉得你能够主宰一个人的生命，为他选择死亡呢？”

“我和他们所做的有什么不同吗？都是不经他人同意，随意取用他人的生命。”

应该早知道我会问这个问题，首席委员淡然答道：“当然不同，政府制造这起恐怖袭击是因为国家需要这起恐怖袭击。部分脑组织缺失只要及时得到救治，并不会致人死亡。而且，在战场上，能为祖国奋战至死是一件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同样的，这次事件中，在注定蒙受冤屈的情况下牺牲生命，相信他们就算知道了真相，也会毫无怨恨。”

“换言之，在家国大义面前，我们个人根本不值一提，是吗？”

“你说的没错。”首席治理委员袒露心声接着说，“我这么跟你说，也是为了说明为何不希望你参加接下来的行动。那其·安上级治理委员，我知道你一定认为自己在被感情冲昏头脑时所做的决定是出于理性的判断。可是，假如没有你的插手，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好好活着的。丹尼尔·惠灵顿本来可以活下来。”

“您是指作为恐怖分子活下来吗？”

“为何要在意他人的眼光呢？你我都知道他们是为国牺牲的勇士。”

【可是他们有谁说过自己想要做这种勇士吗？】我的内心在疯狂大喊，他们这些人的想法真是傲慢的令我想吐，那样地活着，在我看来还不如死了，但可能，在这些人眼里，我的这种想法也是一种傲慢！！！

“如果是这样。”我一字一顿地说，继而又一字一顿地重复着，“如果是这样。芙兰卡·霍亨施陶芬阁下，假如有一天，在家国大义这种动力的驱使下，需要我取下您的性命为此证言，您也心甘情愿，是吗？”我用故意激怒人的口吻说：“被宣告死亡了也没事，反正大脑放在培养舱里再过几个月，您还会再活过来的。就算作为恐怖分子，也就是杀人的那一方，不管被多少人指着鼻子谩骂，您都能够心安理得。毕竟这是国家需要嘛……”

“你在开什么玩笑？”芙兰卡的声音一下子尖锐到让她的大头照在我眼前都变形了，这种语气就像她想要以此为理由对我进行处分一样。

我不耐烦地看向地面，随口说道：“按照预定的计划，我的友人，欣蕊·王应当不在被杀害者的名单里。”

“那又怎样？”虽然声音已足够波澜不惊，但我还是能够听得出芙兰卡·霍亨施陶芬极力压制的满腔怒火。尽管如此，她能做的也仅仅是为自己先前的失言找补：“总不能死的都是一、二星的人。”

国际刑警组织是这么说的吗？这个理由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我的胃里依旧涌现出了一股无以名状的不快感。

“您说得对。今天他们可以说，总不能死的都是一、二星的人，明天他们也能说，总不能死的都是一、二、三星的人。”我说，“哪怕只是为了我自己的生命着想，我也必须参加接下来的会议。”

“那其·安上级治理委员，你不觉得你的这种目的，未免太过于自私了吗？”

“自私吗？”我笑了，“如果您不让我参加，除了比邻星ｂ的事情，这次恐怖袭击的真相，我也想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有公民知晓。”

就算会毁了比邻星ｂ政府军和反抗军之间岌岌可危的和平、让作为安全理事会分局的科技伦理治理委员会的颜面扫地、造成许多无辜的人丧生，也在所不惜。

此外，我又补上一句：“第一批登上‘自然选择号’的人们没人想过飞船会脱轨，但飞船还是脱轨了……”

“别以为抓住了把柄就可以为所欲为。”首席最终以这么一句话向我表示她的妥协。

我也语气平淡地回了她一句：“是啊，所以我会在把柄还有用的时候好好活着。”

“不过我在和你通讯之前就已经向急救中心提请了关于你的心理治疗申请。”仿佛是为了向我做最后的抵抗，芙兰卡·霍亨施陶芬首席治理委员用一种很是为难的语气向我说道，“就算是我，也没有办法在提请之后再撤销。三天一过，你就得到急救中心接受心理治疗。”

“我没有任何的心理问题，不需要接受治疗。”

“有心理问题的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有心理问题。”

“你们就是用这种理由对付所有异见者。”

芙兰卡·霍亨施陶芬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用平缓的语气反问：“你现在能够反抗我们吗？”

我老实回答：“不能。”

“那就乖乖听话照做。”芙兰卡·霍亨施陶芬说完这句话后，就立即关闭了通讯。

三天，并不是之前所说的立即。说实话，我已经相当心满意足了。只不过，事情的真相已经那么显而易见——为了让国民更加对战争报以热情，同仇敌忾，这不过是政府用国民性命主导的一场闹剧。参与接下来的会议，参与地区警察的搜查活动，再给我三天的时间，我究竟又能凭借自己的力量做什么呢？

线索……异样……我先前是觉得那时欣蕊应该是要在说完【是我害死了舒望】的时候向我开枪，然而，她却在说完的时候被他人开枪击中了。这一点很可疑。

但芙兰卡给我的理由也并不是完全的无稽之谈，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是啊，总不能死的都是一、二星吧？

不过，欣蕊作为思想健康委员会的一员，虽然是三星的社会评价，也绝不该是为了凑数就能够轻易被算作祭品的存在。更何况，如果一开始她就要被击中的话，她就不该知道恐怖袭击发生的时间以及地点……给了她能够犯案的条件，却不给她实施的机会吗？

总不该是某人的恶趣味吧？什么都告诉她了，却不告诉她，她也是牺牲品之一？

要确认这件事的方法非常简单：调查清楚这次受害者中有多少个三星以及赋予他们三星这个社会评价的供职单位。

我向资料库下达指令，虽然有不少人符合条件，但大致看过后便能发现，那些三星的供职单位都只是一些濒临倒闭的民间企业或是没有任何编制的外包单位。

死亡数字目前还定格在三千两百八十二人，但拥有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提供工资福利的公务员，其中有且只有一个。

欣蕊·王。

我已经听不清安全理事会紧急总会的内容，似乎是使用义体太长时间，我已经忘记了该怎么用鼻子或嘴呼吸，身体大喊着它需要氧气，它需要空气。在酒店的房间里，我只能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声。

这次恐怖袭击死了很多人，但在无良政客的眼里，这是一场【受到良好管控】的实验，并非胡闹。科技伦理治理委员会的诸位同仁沉浸在主持实验的政客们的说辞中，也坚信着这种牺牲与己无关。我们从来都是监察实验的那一方，从不是被拿来做实验的那一方。

一直以来，都理应如此。

这次恐怖袭击不会是任何事情的开端，也不会是任何事情的结束。

因为，应该结束的的事情已经在这次恐怖袭击之前结束，应该开始的事情也会在这次恐怖袭击后开始。

社会情绪是这样的：这些人今天死了，明天还会活。面孔分不清，话语听不明，反正多的是……

实验的时候实验到了自己身上，偏偏还是有苦说不出，那种滋味如何呢？我很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