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上）
这本书，钱穆老师选取汉唐宋明清五个具有代表性的朝代构成五讲。
我想，作者叙述此书时，正处在国人比较迷信西方政治制度的时代，所以作者在书中不时地提到，把西方的制度直接搬到中国，是极其不适用的，是愚昧的。
任何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西方的制度之所以在西方行之有效，是因为那段时间顺应了西方的人事。
而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到现在仍然存在且发展得很好，足以证明中国古代的制度绝不是用黑暗专.制、无理性等几个词一带而过。
谈到制度，一定是有利有弊的，而这个“利”也绝对不是经久不衰，一直好下去。不符合当下的人事，就需要在原有的制度上进行不断地改进，甚至被另外的制度给推翻。总之，没有永恒不变的制度。
五讲中的每一朝代基本上都是按照政府的组织、考试和选举、政府的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这个范围来论述。
我们看历史上一切制度，都应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当事人的观念和理论。政治是文化中重要一机构，决不会随便无端产生出某一制度的。
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
要讲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必须注意到历史上种种实际制度之措施。而讲中国经济制度，却又该注意此项制度之所由演变完成的一种历史真相。
中国很少有专讲政治理论的书，也很少有专以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不需要专门著书立说。所以说，中国人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
另说一个小点，我之前一直误认为清朝之前都是封建社会，其实先秦才是。比较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先秦是封建贵族参与政治。从秦汉以后，封建制度早已被推翻，贵族也就不存在了。
一、汉代
秦汉开始，中国正式有统一的政府。从此时起，皇帝可以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除此之外的官员不能把官职世袭给后代，否则就是贵族政治了。
古代的中国让皇帝得以存在，是合理的，中国的国情等决定了需要一个统一的领袖，而西方所搞的民主政治那一套在古代中国是不适用的。
由此，组织政府的班底不再是贵族家庭，而是任用各地的人才。汉代兴办太学，这里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甲等出身为郎，乙等出身为吏。
郎官属于光禄勋下面的皇宫里的侍卫，他们相当于在皇宫里实习个几年，等政府需要用人时，就从这群人中挑选（我想起在皇宫里上蹿下跳的尔康，对不起我有罪……）。乙等的吏是地方长官的掾属，即佐治的官吏。
汉代官吏任用，地方长官定要由中央派，如太守、县令。而郡县掾属，必得本地人充当。
说到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为乡举里选。这样选举出来的人，多半称为贤良，进而由政府提出几个政治上重大问题，这叫做策问。请教贤良们发表意见，这叫对策。还有一种是特殊的选举，比如你精通外语，也可自行报名参加应选。以上是无定期的选举。
后来有一种有定期的选举，即选举孝廉。每郡的地方官员每年要举出一两个孝子廉吏给朝廷。这些人不能像贤良般有较快的出身，大抵还是去皇宫做一个郎。自武帝以后，汉代逐渐形成了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到了东汉，仕途只有孝廉察举的一条路。
通过以上的考试与选举，武帝以后，汉代做官人渐渐变成都是读书出身了。
由此可见，在汉代想成一名公务员，需会合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试四项手续。也是从汉代起，中国的政府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只许这些人跑上政治舞台，政府由他们组织，一切政权也都分配在他们手上。
汉代中央政府的组织，有所谓三公九卿，这是政府里的最高官。
三公指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御使大夫掌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一切政治设置，即副丞相；太尉管军事，不预闻其他政事。
九卿指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前七个卿，照名义都是管皇家私事的，不是政府的公务。由这七卿可以看出汉代政治，还有很多是古代封建制度下遗留的陈迹，但因为“化家为国”，后来也管国家大事了。丞相也是同理，本来是皇帝的管家，后来演变成政府的领袖。
至此，皇权和相权、皇室与政府在这几千年来，一直是一种博弈的状态。从历史大趋势来看，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也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帝是国家唯一的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再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
说回汉代，地方政府共分两级：郡与县。中国历史上讲到地方行政，一向推崇汉朝，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郡太守和九卿的地位平等。可见，汉代官级分得少，升转极灵活。
郡每年要向中央上计簿，即各项统计表册，也就是地方的行政成绩，如财政、经济、教育、民事等，分项分类呈报到中央，叫做上计。中央同样也会派专员，即刺史到地方来调查，政府规定根据六条考察，其余不多管。地方时机行政责任是由太守负责，刺史只是个小官。而官小，所以敢说敢讲，无所避忌。
汉代的经济制度，主要谈赋税制度。汉代可以称得上轻徭薄赋，三十税一，甚至文帝时，有十一年免收田租，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但这种优待，实际上是给了地主很大的便宜，农名没有太多的好处。因为汉代税制，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当时对土地政策，是比较自由的。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私有，可以自由使用、买卖，这就形成了兼并。原耕户变成了佃农。
封建时代，土地为贵族所有，现在封建破坏，土地归民间私有。政府只管按田收税，不管田地归谁。全国田地，除了耕地，还有山海池泽。自汉武帝开始，国家将全国的山海池泽一切非耕地收还，由政府来经营，这便是有名的盐铁政策。所得利息收入全部归给政府，盐铁变成国营与官卖。
汉代的国民兵役分三种：一种是到中央做“卫”兵，一种是到边郡做“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方服兵“役”。每一国民都该轮到这三种，第三种从二十岁便开始了。中央有南北军（南军是皇帝的卫队，北军是首都的卫戍部队），边疆有戍卒，地方上有国民兵，国家一旦有事，这三种军队都可以调用。
国民除了服兵役，还要服力役。力役是每个壮丁替国家做义务的劳工。
除了上述三种兵役和一种力役外，每个国民还须纳人口税，连小孩都有。这就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政府并没有为民众安排一个生活的基础，全国土地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也没有设法使国民人人就业，却要国民人人向国家尽职责。
不这么做就是犯法，犯法就得被抓去充当官奴，或者出卖自己做私人家的奴隶。因此，汉代的奴隶特别多。汉代的奴隶制度和西方罗马帝国的农奴完全不同，罗马的农奴多半是战争的来的俘虏，汉代的奴隶是农民自己游离耕地，来参加大规模的工商新生产集合。
由此，可总结一下汉代制度的缺点。
首先，经济方面，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贫富差距拉大。其次军事上，军队多而不精。另外，在政府组织上，皇权和相权、皇室和政府是分开的，但中国一向似乎看重不成文法，往往遇到最大关节，反而没有严格明白的规定。长处是随机应变，灵活度高，短处是遇到好大喜功的皇帝，相权就会被极大地削弱。
最后，汉代选举，就大体言，最先必进学校读书，才获补吏。补吏以后，才获察举。这由教育而行政实习，由行政实习而选举，再由选举而考试，由考试而任用的几个阶段，看似合情合理，实则不然。唐宋才开始有印刷，所以汉代读书是件很贵的事，因此读书求学对穷人来说，有很大的限制。但若你生在一个读书家庭，那一切困难就易解决了。汉代没有贵族世袭，却有书本世袭，虽不是世代簪缨，却是世代经学。世代经学便可世代跑进政治圈子，便无异于一封建传袭的贵族了。因此，逐渐形成世族门第，封建贵族变为书生贵族。
二、唐代
汉和唐是历史上最能代表中国的两个朝代，唐较之汉，皇室变化不大，政府、制度有变化。唐代宰相共有三个衙门，称为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此三省职权会合才等于一个汉朝的宰相，而检察权还并不在内。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就有“贤均从中”之说。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所以国家的选举权，并不付托与社会一般民众，而径由地方长官行使之。
唐代，中书省拟诏，皇帝画敕，门下省复核，有“涂归”权 ，即将原诏书涂改后送还中书省重拟之意。而尚书省仅有执行命令之权，而于决定命令则无权过问。故唐人眼中，中书门下才是真宰相。当时的尚书省，大概等于现在的行政院，而且是名副其实的行政院。因它只管行政，不管出命。政府的最高机构，则在政事堂。
尚书省是政府里最高最大的行政机构，分为六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此六部制度，自唐代以至清代末年，，推行了一年多年，不过六部次序有时略有改动。
唐代中央政府的组织似较汉代进步了，但以地方政府论，则唐似不如汉。唐代已渐尖进到中央集权的地步，逐渐内重外轻。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最像样的还该推汉代。
唐代地方行政最低一级为县，和汉代一样。县级以上为“州”，唐之“州”与汉“郡”是平等的。州设刺史，在汉最先本为监察官，唐刺史则为地方高级行政首长。唐代的州是郡的两倍多，县分上中下三等，而汉仅分两级，即此可见唐代地方长官，其职权之重，较之汉代差逊甚远。
地方长官之掾属，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自行辟署任用，唐代则任用之权集中于中央之吏部。州县长官无权任用部属，全由中央分发。政府通过升迁来奖励地方官，于是把州县多分级次，升了几级，还如没有升。
汉制三年考绩一次，三考始定黜陟，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于位，人事变动不大，而行政效率也因之提高。唐代则迁调虽速，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于是官品中渐分清浊，影响行政实际效力极大。
唐代设御史台，所谓三省六部一台，御史台成为一独立之机构，不属于三省。换言之，监察权是脱离相权而独立了。
唐代监察使，论其本源，是一御史官，而属于监察之职者，但逐渐演变成了地方长官之最高一级，把地方官压抑在下面。如是则地方行政，本来只有二级，而后来变成三级。然其最高一级则名不正，言不顺，遂形成一种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
假使此项监察使巡视边疆，在边防重地停驻下来，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随宜应付，临时得以全权支配，这即成为节度使。节是当时一种全权印信，受有此全权印信者，便可全权调度，故称节度使。
节度使在其地域，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甚至可以掌握该地区用人大权，于是便形成“藩镇”。而且唐代边疆节度使逐渐擢用武人，于是形成一种军人割据。本意在中央集权，而演变所极，却成为尾大不掉。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必须得统一，但不宜过分的中央集权。
到了唐代，由考试制度代替汉代的选举制。考试的原始意义，考是指的考绩，试指的是试用。
汉代规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人亦不能经商，乡举里选是由地方政府察举呈报。而唐代则相对自由，唯一限制就是报名者不得为商人或工人。因为工商是专门为私家谋利的，现在所考试求取者则须专心为公家服务。这种限制在当时称为身家清白。
地方官申送中央，由尚书吏部举行考试。考试及格，即为进士及第。进士及第便有资格做官了。至于实际分发任用，则须经过吏部之再考试，所考重于其人之仪表及口试，乃及行政公文等。大抵礼部考的是才学，吏部考的是干练。又因礼部试有进士、明经诸科，故此制又称科举制。自唐至清，此制推行勿辍。
凭事实讲，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是科举制度的内在意义和精神生命。汉代的选举，是由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公开竞选，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开放的范围，较诸汉代更广大，更自由。所以就此点论，我们可以说唐代的政治又进步了。
科举录取虽有人数限制，但报考投考却没有限制。于是因为报考人数的激增，录取名额也不得不增加。政府无法安插，只有扩大政府的组织范围。这是政权开放中的大流弊。
若要解决中国社会之大积弊，则当使知识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便该奖励工商业。然而这么做，容易变成资本主义。
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时又压抑工商资本。只鼓励人为大学者，当大官，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
政治措施，存心在引导民间聪明才智，不许其为私家财力打算无限制地发展。于是知识分子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官，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的臃肿。读书人成为政治脂肪。
唐代的田赋制度称为“租”“庸”“调”。“租”是配给人民以耕种的田地，年老乃交还政府，在其受田时期，令其负担相当的租额。这是一种均田制度，承北魏而来。均田制和井田制不同，井田分属于封建贵族，而均田则全属中央政府，即国家。“庸”即是役，乃人民对国家之义务劳役。“调”是一种土产贡输，各地人民须以其各地土产贡献给中央，一般就是丝织物和麻织物。
唐代租庸调制，大体比汉代定额更轻，说得上是一种轻徭薄赋的制度。而且租庸调项目分明，有田才有租，有身才有庸，有家才有调。此制的最高用意，在使有身者同时比有田有家。
依照历史来讲，租庸调制之所以能推行，全要靠账籍的整顿。政府的租调，全都以户籍为根据。但由于人事的松懈，地方豪强大门第从中舞弊，阻扰了此项制度进展。
即就账籍制度言，可见每一项制度的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而且任何一制度，也必与其他制度发生交叉影响。故凡一制度之成立，也决非此项制度可以单独成立的。
唐代的租庸调制，可说结束了古代井田均田一脉相传的经济传统，而两税制则开浚了此后自由经济之先河。直到今天，中国田赋，大体上还是沿袭这制度。因其一年分夏秋两次税收，故称两税。如此，人口流徙较为自由，义务劳役等种种负担也获得解放了。
然而政府不再授田，民间自由兼并，所以两税制一行，便把中国古代传统的井田、王田、均田、租庸调，这一贯的平均地权、还受田亩的做法打破。这样一解放，直到清代，都是容许田亩自由买卖，自由兼并。
自唐代两税制创世，中国全国各地，遂不再有田租额一律平等的现象，地区间贫富差距拉大。
唐代两税制还规定不收米谷而改收货币，因此农民必须拿米粮卖出，换钱纳税。如是则商人可以上下其手，造成农民很大的损失。这一项田租改征货币的手续，也从两税制起延续到现在。最主要的，则是政府为了财政收支以及征收手续的方便，即土地平均分配的理想。
自两税制推行，政府便任由民间农田自由转移，失去为民制产的精神。结果自然会引起土地兼并，贫富不平等，耕者不能有其田，而奖励了地主的剥削。
总之，这一制度的变更，是中国田赋制度上的最大变更，这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制度土地制度古今之变的一个大项目。两税制结束了历史上田赋制度之上半段，而以后也就只能沿着这个制度稍事修改，继续运用下去。
对比汉唐两代的经济财政政策，汉代是在社会上层节制资本，而下层则没有力量管理；唐代注意社会下层，由国家来计划分配，而让上层的富民能自由发展。这一情形，似乎唐代人更要高明些。他可以许你过富，却不让你过穷。因为唐代租庸调的主要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赋，更在于为民制产。
唐以前，中国兵役制度遍及全民众，可以说是一种兵农合一制。汉代的兵农合一，是寓兵于农，即是全农皆兵，把国防武装寄托于农民的生产集团，生产集团同时即是武装集团。唐代的兵农合一，则是寓农于兵，在武装集团里寄托生产，不是在生产集团里寄托武装。所以只能说是全兵皆农，而并非全农皆兵。这一点，唐比汉好，这种全兵皆农制，在当时称之为府兵。
所以唐代养兵，既不花一文钱，而养将，也不使预问政事。除却战事外，也并不统带军队。武官立功，以勋名奖励。文官分品级，武官分勋阶。故武官又称勋官，勋官有爵号而无实职。
武官有勋无职，因此并不干预政治，而自有其尊荣。唐代就根据这个府兵制度来统治全国，同时向外发展，变成当时全世界第一个强大的国家。
但后来府兵制失败了。正因为勋位仅仅是一种荣誉，而不和实职挂钩，换言之，他们还是一个兵，政府要员有时还要派他们去服力役。因此勋位在身，不为荣而转为辱。武官的勋名被人看不起，军人的地位也就堕落了。
后来，唐代的府兵一变而成为藩镇，军阀割据，胡族临制。
综上，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专就中国历史论，唐以后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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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系列》是想记录一些我所看过的书。像钱穆老师的这本书，因为里面的知识点庞杂，同时还有很多价值观的输出，所以这一篇的读书记录有很多句子，直接摘录于原文。因为本身足够好，所以无法割舍。
但十几万的书记录了10k以上的文字，我认为是件很可怕的事。
这就不得不让我产生怀疑与反思：是不是有些地方摘录得太详细了？是不是不该这么做读书笔记？这样做是不是在浪费时间？这件事是有意义的吗？
今天读刘军强老师的那本《写作是门手艺》，老师说能简单就不要复杂，“简单是最高级的复杂”（达·芬奇）。又说，简单分为低级的简单和高级的简单，写作是按照“简单——绚丽——简单”的发展脉络，没有经历绚丽多彩的过程，就无法达到第二个简单，直接写出来的多半是简陋。
我想写《读书系列》是写作、实践探索的过程，所以我从“简陋”和“绚丽”中选择了有进步空间的“绚丽”。“简陋”对于本就没有硬性任务的我来说，是一种极其敷衍、无意义的行为。
那就先老老实实得绚丽下去吧，下篇见。
作者有话要说：妇女节快乐。
以前错误地认为没结婚就不是妇女，nonono，大于十四岁已婚未婚都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