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第二题，这句话译成白话文是这样的：贾谊提出制约匈奴的策略是五饵三表之说，“五饵”指的是以中原优越的生活吸引匈奴，“三表”则指的是以怀柔政策来同化匈奴。班固讥笑贾谊的“五饵三表之说”是书生白话，但是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曾经以怀柔政策平定了西戎游民，中行说这个人是中原官员，却被中原皇帝派到匈奴做使者，最终此人听到这言论十分愤懑，为对抗贾谊的“五饵三表之说”，直接投靠西戎，为匈奴出谋划策。

可从“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以正反两面来举例子，讲事实，旁征博引，从而有理有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可作答如下：

《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吾尝读贾谊新书、观其上书文帝、请试以属国之官以主匈奴、当挟五饵三表之说、系单于之颈而致其命。其所谓三表、则曰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仁道也、信为大操、常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将必至。至所谓五饵、不过娱其耳目口腹、以丧其心志而已。呜乎、若三表者、尚不失圣王柔远之旨。

至若五饵、则未尝不怪其计之陋也。夫天子主中夏控制百夷、自有强国芘民之道。善治国者、不能必敌之可胜而能为必不可胜、使强邻黠敌闻风夺气、凛然而不敢犯、则天下安矣。若导人於淫靡之事、以乘其敝而取之、此所谓穿窬之智也、岂王者自强之大计乎。及吾读汉书贾谊传、则於五饵三表之说削而不书、犹复深讥其疏、以垂戒后世。

於是乃叹班氏之书、其去取为至精、而其识为至远也。或曰，昔秦穆公患戎臣由余之贤，遗戎王以女乐二八、以间疏其君臣、卒得由余而霸西戎。

单于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戒之曰、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於汉矣。执是以观谊之说、未尝不效。然吾以谓穆公之霸在增修国政、国势既固则外交之术无往而不宜、且其时天下方以诈力相高、而秦又介居戎狄、行其狡黠之计以取利一时可也。若匈奴之在汉、窃谓虽好汉物亦不至遽即於靡弱。何也、匈奴界处北陲、刚猛忿鸷出於天性、岂独其习俗使然哉。设汉不自谋所以御侮之方、而专务出美善之物以疲人之国、吾恐财产耗竭而边郡之寇掠自若也。或曰、后世文明之国、有以奇技淫巧之物输入异国、以陷溺其心思、而汨没其志气者、汉何不可施之於匈奴乎。曰：此正文明进化之机也、好其物则必艳其术、艳其术则必学其学。

夫使举国群趋於文明之学、适足以增其国力而已矣。汉代之文明、匈奴所不及也。使由爱好汉物而因以渐求文章礼乐伦常之盛、则魏孝文帝之业不难遽见於西汉之世也、岂足以敝其国哉。故吾谓御侮之道、惟当力求所以强国芘民之术、使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自能令单于远遁而边尘不惊。若贾生之说、虽时或有效、何足取哉。此班氏所为良史欤。

第三道考题中，申商指的是战国时期的申不害和商鞅，二人均以变法闻达于后世，是法家重要代表人物。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如下：

诸葛亮不是法家派，却以法学治国，王安石用法学之名来实行变革，却只说不做。

由此可见：先要有武侯之心，而后行申商之术。破题点在既要有诸葛亮以法治国的决心，名正言顺地以法学来治理国家，平章百姓，然后在实行惩戒分明的律法布公道。

所以他对答如下：

《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天下之患莫甚於不权时势、而务博宽大之名。国家当疲玩不振之秋、内忧外患、其势岌岌不可终日。而朝野方酣嬉而为偷惰之谋、不有以震厉之、则弛者不可复张、而天下终於不救。

虽申商之术、儒者弗道、然时势所值、激於不得不然、善为国者必不敢因循顾忌、而贻天下以不测之患。如猛烈之药、虽非所以养生、然遇沈痼之疾，则固非此不能起也。诸葛武侯承刘璋之后、王荆公当北宋之衰、皆所谓处积弱积弛之余、非用申商之术莫能治也。然武侯用之、功润一方、吏民衔感。

荆公用之、毒乱天下、而诟病至今者。何哉、武侯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荆公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史称武侯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又曰、终於邦域之内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然则后之治国者、必先有武侯之心、而后可以行申商之术、苟徒窃其似而无侧怛之诚，以贯之必流为残忍刻薄而无疑。王荆公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深见天下蔽於积习、非执法坚定必为群议所挠、而又虑申商之学不足以服朝野之心、乃讳言其名、而阴托周礼以为说。

然则荆公非误会周礼、乃附会周礼耳。其所以附会周礼者、非真有取於古。逆知在廷诸臣、必将斥为申商术非先王之法、而因托为先王之政以间执其口、卒之攻者自攻、而讳无可讳、乃专务以意气相遌以博一日之胜、同己者进、异己者斥、使小人揣摩迎合得行乎其间。而新法乃适以毒乱天下、为世大诟。嗟乎。行政非人、虽有良法美意、亦足以为害。故程子曰、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也。

夫武侯与荆公其所用之术无以远过、然其成败功罪悬绝若此、非独其心术不同、亦其所遭遇使然也。武侯则匡辅之者多俊才、荆公则排击之者多君子、然此固不特荆公之不幸、亦宋室之不幸欤。

第一天五道论述题，题目类型纵横古今，主要还是围绕四书五经来传达了考官的想法。

第二日，路臣等人拿到试卷后，盖因现场十分寂静，唯有窸窸窣窣的翻卷声，故而那些个啧啧抽气异常清晰。

少年望着一张张泛黄卷子，细细观详一番，眸色一滞。

今日考试题目还是五道题，只不过从“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四海各国所同,漠北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律法,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2，“泰四海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实.盍缕举近百年来历史以证明其事策”。

3，“武夷国变法之初,聘用外国人而国以日强,及用外国人至千余员,遂至失财政裁判之权而国以不振.试详言其得失利弊策”。

4，“周礼言农政最详,诸子有农家之学.近时四海研究农务,多以人事转移气候,其要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实资智识.方今修明学制,列为专科,冀存要术之遗.试陈教农之策”。

5，“漠北禁止天临劳工,久成苛例,今届十年期满,亟宜援引公法,驳正原约,以期保护侨民策”。

这五道题来看，涉猎四海，谈及学堂、外交、变法、农政，利用四海时政考验学子的艺学之道。

以第一小题为例，路臣认为：像这种题目，可以从题目入手，搞清楚出题者的问题，由原文可以得出，这道题提出的问题是“三者孰为最急策”，也就是说国民、人才、实业哪一个最紧要？

万事万物立于民，没有“民”也就没有人才和实业的存在。只有人开始从事生产劳作，才会产生人才、实业，故而他认为拥有本国万万众的“国民”才是第一急策。

故而，他作答如下：

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四海各国所同、漠北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政治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

环四海而国者以数十计、其盛衰存亡之数不一端、而大原必起於教育、故学堂者四海各国之所同重也。学堂之设，大旨有三、曰陶铸国民、曰造就人才、曰振兴实业、三者不可偏废。而立学者必自度其国家之性质、以为缓急之端。今天临因积弱之弊，欲以学战与列强竞存、则必以陶铸国民为第一要义。何者、国民之资格不成、则国不可立。虽有人才、可以为我用、亦可为人用。虽有实业、可以为我有、亦可为人有。所谓国民者、有善良之德，有忠爱之心、有自养之技能、有必需之知识。知此身与国家之关系、对国家之义务、以一身为国家所公有而不敢自私、以一身为国家所独有而不敢媚外。

凡为国家之敌者、虽有圣哲，亦必竭其才力以与之抗、至於粉身绝脰而不悔、终不肯以毛发利益让之於人。以此资格教成全国之民、虽有强邻悍族、亦将敛步夺气而敢犯、然后人才可兴、实业可振也。天临以重文轻武之故，民气靡弱偷惰、谋私利不谋公益、无善良之德、视国事不干己事、无忠爱之心、专事分利、无自养之技能、末习溥通、无必需之知识。稍有解外国语言而习其事者、则相与服属外人而为之伥。於此而欲造就人才、振兴实业、不亦难乎。

方今欲建学堂以图富强、非鼓其特立之精神不足以挽回积习。武夷国与我同处亚东、其弊亦在致相类、今一变而跻於列强之次者、亦以重尚武之精神也。夫今日人才销乏可谓极矣，政治废弛、法律繁乱、财政竭蹶、外交失误、则设专门以储才固当务之急矣。然窃谓即有人才而庶政亦不能善。何也，一人修之、百人挠之、其势必不能胜。

古之立国、惟恃有二三豪杰。今之立国、则恃有全国之国民。不然、愚民百万谓之无民、以与文明诸大国争衡、虽有英雄、岂能措其手哉。至於农工之业、拘守故辙、商矿之利、见夺外人。以天临人力之勤，物产之博、苟分设各学致富之道、尤可跷足而待。然兴一事必招外股、创一利适资他族、皆其民无特立之质，故利未兴而害乘之矣。

由是以观、则知必养成完备之国民、然后人才为我国之人才、非他国之人才、实业为我国之实业，非异国之实业。也欤。

吾尝读贾谊新书....班固讥其疏选自《贾谊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尝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说亦以戒单于、其说未尝不效论》

天下之患莫甚於不权时势..亦宋室之不幸欤。选自《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

学堂之设、其旨有三...非异国之实业。也欤。选自《学堂之设、其旨有三，三者孰为最急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