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说一下时间线和本条IF线的蝴蝶效应问题。这是绍兴二十一年（1151），历史上韩世忠就是这一年去世的。事实就是（7）里老韩嘴里两种设想中的后一种情况，不存在“我早坐在家里享福了”。绍兴十二年冬夜他三次来见岳飞是现在发展的伏笔，蝴蝶效应+1。他这些年的经历详见后面的篇目《尘嚣犹扰扰》。类似的还有刘子羽，历史上他这时已经去世了。这条IF线只有军医这个变量，一切都是有原因的蝴蝶效应，不会随便改变人物生平。

2.（（9）的请罪部分）说话的艺术：吴玠和韩世忠的讲话逻辑一模一样。我们当年有大罪；我们都蒙过赵构的大恩，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在这两个前提下，我们之所以犯下大罪，是想做好事（于国家/朝廷/官家有利的事）迫不得已，虽然迫不得已，但我们依旧遵纪守法，来诚恳认罪。

有了之前的经历，即使身为臣下，两人现在心底里已经都不认同“是秦桧等人蛊惑、赵构是无辜的”。当然在新帝面前绝对不能表露这个意思，只能称颂皇恩。（赵构：合着我死了，你们就随便说呗）

赵瑗的第一句话显然是还在生气的，后面马上又觉得自己过分了，竟逼迫老臣至此。这要是换个场景，说不定就发展成了“群臣跋扈欺我年幼”。两人当然想到了这一层，第二天才这么及时又恳切地来请罪。都是人精，跋扈的印象绝不能留下。

这里有个暗刀，武人这样直接对着皇帝说“死”确实是很不祥的，对自己不祥。这里说过、赵瑗拦过的两个人最终并没有真的在一线奋战到死，真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是岳飞。而岳飞从头到尾是没有对任何一个外人言过自己的“死”的，无论是至死方休，还是很可能死在什么都做不成时的忧虑，还是更希望自己去死别人去活，诸如此类，他对谁都没亲口说过自己“死”，这些都是别人视角体会到的他的心情。他自己说出来的都是相反的“好好活”的意思。而他一直是离死亡最近的、已经死过的、自己也知道随时可能死的人。这是标准的“不敢言死”。

以及，吴玠这里的话是原本原地扣了当年赵构斥责他的话，“归语吴玠，玫自小官拔擢至此，皆出于朕，非由张浚也”，当然赵瑗根本不知道这段原话，但吴玠确实是故意这样说的。是太上皇提拔的我，全是君恩，我感激涕零。他现在拿来做名目说得情真意切的，当年赵构明明是拿这种话反过来警告他“不要不知好歹”的。

3.关于赵构之死，我最终处理成了一部分开放式的内情，而真正的真相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中无人知晓。向外的呈现就是官方通告里是赵构突发疾病而死，举国同哀，身后事格外盛大，官家十分哀伤。而事实究竟如何，各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只有各个带着秘密入土的当事人才知道了。

本篇只重点写了吴玠和军医的一些决策和行为，而这件事岳飞是有很高参与度的，本篇暂且略过，之后会专门开一篇《广陵止息》来写。

吴玠正好对应那句歌词——以我之身承血债如罪，不思其悔（少司命歌《魅影醉》）。“已侍奉赵氏，岂敢有二心”是吴玠当年在仙人关回复撒离喝劝降的话。吴玠再怎么自己说自己“（和别人）沆瀣一气”，再怎么被赵构觉得张扬专断，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也是真的忠臣良将。这个向内对比秦桧张俊，向外对比当年都一起在陕西战斗过的张中彦张中孚兄弟。也因为有这句话在前，作为封建社会的臣子，吴玠只可能名正言顺辅佐新主，绝不可能像老韩一瞬间担心的那样取而代之。

军医强调的点在后面实际场景里以最显得荒谬、矛盾最强烈的方式呈现出来了。谋杀赵构这种事在军医看来根本不算“负良心”，以这种掩盖真相的方式受了赵瑗的信任和重托才是实实在在的负良心，而且一世君臣，到死方休。“父子君臣”，弑君也就是弑（官家的）父，吴玠把两个都犯了，于天下人理应是绝对的反例，却还一直作为一个绝对正面的例子被倚重、被赞颂。

关于赵瑗：不全部知情是最完美的。所谓“父子之情”，赵构和赵瑗当然是有真父子之情的，岳飞和岳云一样也是父子之情，而且更有一层生死大仇。

至于军医如何达成目的，值得一说的是，这又是赵构“自取其咎”，这种谋杀方法军医本来是不会的，这一部分的具体操作之后可能会详细展开写。赵构之死是一个自作孽不可活的过程，从绍兴十一年开始，他每一次不正常操作，恰好就把自己更进一步推向死亡。而一切开端正是吴玠被气到之后说的那句“官家自掘坟墓”。

韩世忠和杨存中其实都能或多或少猜到——赵构不是正常死亡的。而他们怎么做取决于具体的形势，在各有关部门查不出蹊跷、官家自己（目前）都不觉得有问题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主动去为了不一定存在的结果而费劲的。于韩世忠是有恩义不复的这一层，于杨存中是他本人的圆滑处事与默认顾全大局。